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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地区“叫魂”巫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7-09-08 |

汉中地区“叫魂”巫术研究

徐佳虹

摘要:汉中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南北文化的缓冲带,受到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影响,加之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使其民间巫术十分盛行。“叫魂”巫术作为民间巫术的一种,在汉中地区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至今对本地区人的生活仍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从“叫魂”巫术的实例入手,追溯汉中地区“叫魂”巫术的由来,分析“叫魂”巫术对汉中地区民众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汉中地区;民间巫术;民间信仰

一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而巫术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信仰必有其存在的意义。宋兆麟认为“巫术是史前人类或巫师一种信仰和行为的总和,是一种信仰的技术和方法[]这种企图借助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历来都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中地区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保留了浓郁的巫术之风,以至今仍流传于民间的“叫魂”巫术为例,对汉中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研究汉中地区“叫魂”巫术的形式与内容,探索其背后的思想渊源,从历时的角度关注其发展与演变,深入挖掘“叫魂”巫术对汉中地区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的影响。

  1. 汉中地区概况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信仰一方神灵。地理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环境的差别造就了民众不同的心理特征。无论是文化还是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的民间信仰,都会呈现地域的差异性。汉中地区盛行“叫魂”巫术与其自然与人文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地理自然环境

    汉中地区巫术的盛行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地理位置上看,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地处巴山之中,背靠秦岭,南邻川蜀,北临汉江。《华阳图志》载:

    其分野与巴、蜀同占。其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西、阴平,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这种四通八达的优越地理位置使汉中成为风俗文化的交汇地,更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地方。从自然环境上看,汉中地区受西南季风的影响,降水充沛,气候温和,长江的第二大支流汉江贯穿其中,地表树木与植被覆盖较广。[1]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良的灌溉条件,因此汉中人主要以水稻种植为主,同时适宜其他农作物的生长,满足了汉中人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这种自然环境下使得汉中人生活方式简单,勤劳朴实,顺应自然,思想相对传统。

    靠自然生存的不利方面就是要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包括旱灾、水灾和虫灾等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古代,人们无力面对自然灾害的袭击,在这种状态下就会转向神灵的庇护,把所谓的掌管土地的“土地爷”视为天神。每到秋天收割季节,每家每户都会把做好的第一顿饭献给天和地,祈祷天神和土地神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

    2、人文历史环境

    一个地方的人文与历史环境影响一个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塑造本地区人们的性格与心理趋向。汉中地区主要受到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影响较为长久,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兼容儒释道,以道,注川人风骨;以儒,举川人仕进;以释,去川人彷徨;进退之间,死生契阔。 []受儒家与道家两种思想的共同影响,汉中地区人民生活安宁,性格祥和。另外由于汉中是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属于封闭型农业地理环境,在这种文化与地理环境下本地区民众尊儒重道,渴求稳定安宁的生活。这一点在《随书地理志》和《汉中府志》中都有记载:

    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尤有张鲁之遗风焉。[]

    汉中府,其俗强劲质朴,力农习射。武都氏史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慈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污州郡同。[]

    正是这种生性质朴,勤劳勇敢,满于现状的性格使得汉中人对自然的依赖比较强烈,寄命于天而又听命于天。1949年前,广大民众饱受剥削与压迫,生活条件艰苦,只能听天由命,民众就把希望寄托于神与佛上,以此祈求吉样。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汉中地区几乎每个村镇都有人们祭奠神灵的庙宇。在社会生活中,重“忠孝”,倡“节义”,笃礼崇仁,圈于古训。风俗方面,礼仪习俗、岁时习俗和生活习俗等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勉县志》载,本县“风俗兼南北,语音杂秦蜀,俗多醇谨,士尚敦朴,有先民之遗风。[]《西乡县志》:西乡民俗醇朴,尊老尚贤,崇文重礼。”[]《宁强州志》也说,“风气兼南北,语音杂秦蜀。疾病信巫,治丧则裂,帛为礼遇,清明则祭墓焉。[]另外在《重修略阳县志》中也大量记载了汉中地区民族的性格特征:

    性本淳庞,行崇俭朴,风气兼南北,语音类秦蜀,民务农耕,鲜为商贾,士敦文学,不尚声华,婚丧有礼,男女别嫌,好义急公,遗风犹在。旧志云:然惟露棺在野,历年不葬,相沿己久,不能逮革,岂足为训哉。[]

    由于汉中人敦厚善良,胸怀广阔,加之地处南北交接处,不但保留着本地的传统习惯,而且能够容纳周边地区的人文风俗。

巫术的发展必有其适宜的条件,而汉中地区的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环境就为其存在提供了可行的条件。对神灵的崇拜,对鬼怪的恐惧,对自然的敬畏,人们把能和神灵对话的巫师视为法宝,而那些能解决棘手问题的巫术更是人们坚定的信仰。

二、汉中地区“叫魂”巫术

1、汉中地区“叫魂”巫术的事实资料收集

“叫魂术”是汉中地区比较盛行的巫术之一,又称为招魂术,其寓意为把走失的灵魂叫回来。一般有两种情况下会进行叫魂,一种是当小孩在生病或者精神萎靡时,年长者认为这是因为小孩碰到了不干净的东西(鬼怪)灵魂被吓丢了,这时就需要能和灵魂对话的人把小孩走失的灵魂叫回来。叫魂人一般会在黎明前把小孩领到被吓着的地方,一般为空旷的田野或远离人居住的树林,叫魂人一边对着地做收起状态的手势,一边摸摸小孩的头和脚,嘴里还要大声呼喊“回来喽……”,要注意的是叫完魂回来的路上小孩绝不能回头。一种是当人刚刚去世时,对其进行叫魂,是为了让去世的人复活,一般由主持葬礼仪式的“阴阳师”进行,属于葬礼仪式的第一步。也有比较特殊的情况,例如对久病不愈的人叫魂,其目的是找回灵魂,驱除病魔。

实例一:叫魂对象,13岁男孩;叫魂原因,男孩眼光呆滞,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家人分析在外玩耍时碰见了“脏东西”,魂魄被勾走了;叫魂人,主管本村庙堂仪式的神婆;叫魂过程,男孩父母提前准备好祭拜神灵的香、蜡、纸,其数量与多少根据患者的病状程度,凌晨四点半左右由神婆带领男孩,前往后坡上的一个小树林,神婆在选取的地方四面叩拜,随后把香和蜡插在地上点燃,神婆将点燃的纸在男孩头上绕一圈烧掉,口里大声呼喊“回来喽,回来喽……”,最后带男孩回家,回家的路上不允许男孩回头看。(资料来源汉中市勉县某村某神婆,叫魂时间为201612月,叫魂事件发生在汉中市勉县某村)

实例二:叫魂对象,六十多岁老妇人;叫魂原因,气喘胸闷,久治不愈,认为被鬼压身。叫魂人,邻村一位小有名气的神婆;叫魂过程,神婆提前让老妇人的儿孙亲手折叠100个元宝,叫魂时间为晚上,老妇人与神婆在内屋,老妇人的儿孙在外屋守候,100个元宝堆放在正屋正中间,晚上12点整神婆在没有灯光的内屋做法,一手拉着老妇人,躺在地上双脚蹬地,口中念一些话语,大概10分钟左右做法结束,神婆让老妇人的大儿子去房屋外面烧掉元宝,叫魂完毕。(资料来源汉中市某镇老人的家人,叫魂时间为20066月,叫魂事件发生在汉中市某镇)

实例三:叫魂对象,21岁青年;叫魂原因,白天去城里打工,晚上回家后全身难受,神情呆滞,整夜失眠,家人认为是路上遇到了不好的东西,魂给吓丢了。叫魂人,有多次叫魂经验的神婆和一位应答人;叫魂过程,晚上11点左右,神婆在肩头搭上丢魂人的一件红色衣服,在衣服口袋里装上红枣,叫魂人选好地点,一般在离家不远处,先面向西方叫三次:“某某回来!”,应答人回复:“回来了!”,叫三次后转身向家的方向走,每走一步叫一次,应答人紧随其后回答一次。一直边走边叫到丢魂人的面前,然后叫魂人取下搭在肩头的衣物在丢魂人的头顶转圈口中念念有词,之后将衣物口袋中的红枣拿出让丢魂人吃下,这样就算是把魂魄叫回来附在其主人的肉体上了,整个叫魂过程结束。(资料来源汉中市某镇担任该次“叫魂”巫术的应答人,叫魂时间为19943月,叫魂事件发生在汉中市留坝县某镇)

三个实例都是相关当事人的回忆,真实再现了三个时间段汉中地区“叫魂”巫术的全部经过,可以看出,无论是“叫魂”的流程,还是与“叫魂”有关的相关准备都渗透着巫鬼信仰的思想。“叫魂”的目的是要把丢失的灵魂找回,驱赶走“不干净”的东西,这里的“灵魂”、“不干净”东西和“不好的东西”都是一种鬼怪巫神论。[2]实例一中,叫魂人在仪式中用到的香、蜡、纸是为了请求“神灵”帮助驱走鬼怪,民间认为给神灵侍奉香火,神灵就能感应到人们的请求。实例二中的“元宝”是一种由黄色纸折叠而成的形似金元宝的东西,叫魂人躺在地上双脚蹬地,是为了下到阴曹地府,请求阎王爷给患者增寿,随后以元宝报答。实例三中,神婆在肩头搭丢魂人的衣服并在口袋中装红枣用以收回丢魂人的魂魄,还是一种巫鬼信仰的思想。

2、汉中地区“叫魂”巫术的由来追溯

汉中地区“叫魂”巫术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清乾隆三十三年,这一巫术从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当时这种“叫魂”巫术被称为妖术,民间都流传着一种说法,叫魂人通过人的头发、衣物甚至是姓名就能把一个人的魂魄叫走。整个“叫魂”妖术的兴起导致百姓终日寝食不安,乾隆知道此事后下令各地官员彻查,全国搜捕叫魂妖师。陕西的西南部大部分地区也受到了“叫魂”巫术的影响。[] “叫魂”巫术传入汉中地区后受到当时比较盛行的道教的影响,使“叫魂”巫术在汉中地区有了新的功能。早在东汉时期,汉中地区的巫鬼信仰就风靡一时,这与最早的道教教派—五斗米道的产生紧密相关。张陵以黄老道思想融合改造了原有的巫鬼信仰,创建了五斗米道,后由其孙张鲁统领并在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随着“五斗米道”在汉中的兴起,原始道教融合吸收了大量的巫术成分,逐渐形成了较有系统的宗教形态,佛教等其它宗教形式也传入汉中地区,并且不可避免地吸取了原始巫术鬼道的诸多内容,巫鬼信仰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3]表现在汉中民众的信仰体系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宗教信仰特别是道教信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这一点可以在《隋书》中找到证据:“汉中之人,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11]家中有人去世后,人们会撤离逝世人的居住处,因为逝世人的灵魂还在屋里,活着的人碰见这种漂泊的灵魂会发生霉运。同样在《华阳国志》载:“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育人敬信。[12]《汉书·地理志》中也提到: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 …信巫鬼,重淫祀。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13]可见,当时汉中的巫鬼之风很浓厚由此说明:一方面,由于汉中地区的巫鬼之风盛行,所以为五斗米道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成为其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五斗米道采取“鬼道”的方式传教,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使这种巫鬼之风在当地民众中根深蒂固。一方面,道教是继承和改造原始巫术鬼道并得以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巫术鬼道以道教为载体进而得到传承和发展。后汉时,仍把道教称为鬼道,可见,道教与巫鬼之风之间的联系之密切。从东汉开始到清朝,道教对汉中地区人们的影响是深远的,汉中民众对鬼怪巫神的信仰也是坚定的。“叫魂”巫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传入了汉中地区,因为民众对鬼怪的信仰,“叫魂”巫术反而成了民众用来解决疑难杂症的最佳良药,将恐惧化为了对叫魂人的崇拜,对“叫魂”巫术的信仰。时至今日,“叫魂”巫术在汉中地区依然存在,可见民众对其信仰程度是比较高的。

三、汉中地区“叫魂”巫术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叫魂”巫术在汉中地区持续了近二百多年的历史,对汉中地区民族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影响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影响表现在,“叫魂”巫术的存在对民众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安慰剂,当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事,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通过“叫魂”巫术缓解了内心的焦急,不论“叫魂”巫术是否有效的解决了当事人的问题,这种巫术活动的开展一定能充当“安慰剂”的效应。其次,不仅体现在以“叫魂”巫术为例,过去与现在的“叫魂”无论是在过程,还是在规模形式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汉中地区民间巫术的发展与演变,一方面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有关,一方面民间巫术对民众生活与生产的影响也发生着变化。消极的一面表现在,一般担任“叫魂”人的神婆都会索要一定的辛苦钱,同时还有一些“叫魂”用品也需要钱购买,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负担,另外这种非科学方术的存在阻碍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

通过本文提到的三个实例可以看出,随着年代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叫魂”巫术在汉中民众心中的分量已越来越轻,表现为会主持“叫魂”巫术的神婆越来越少,“叫魂”巫术的整个过程时间也越来越短,“叫魂”需要的辅助用品也越来越少,在“叫魂”巫术过程中需要忌讳的事情越来越少。人们对现代医学的信任逐渐超出了对鬼怪巫神的信仰。

“叫魂”巫术作为民间巫术的一种,以它独有的方式存在了几百年,对民众既有积极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安慰意义,也有消极的封建落后影响。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出巫术思维和科学思维一样是追求某种确定性的因果思维。小到“叫魂”巫术,大到民间巫术,要有弗雷泽一样的眼光去评价其存在的意义。既要理解其背后的历史因素,也要站在时代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也要站在主位与客位的角度去看。现当代对民间巫术的研究还应该持一种多元的态度,以“叫魂”巫术为例,对它的界定不仅仅是一种巫术,更应该是一种习俗文化,用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才是研究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一、典籍与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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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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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勉县志编纂委员会,《勉县志》,北京:地震出版社,1988年,第575页。

8.西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乡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4页。

9.[]马毓华修,郑书香等纂,《宁羌州志》,光绪十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第321页。

10《重修略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2页。

11.[]魏徽,《隋书》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9页。

12.[]常理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661页。

13.[]文同,《丹渊集》卷13《狗溪迎湫祈辄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6册,第663页。

二、学术论文

[1] 杨玉辉,韩琳. 汉中地区的巫鬼遗风与民间信仰[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6): 13-17.

[2] 张晓虹. 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0, (1): 185-214, 251.

[3] 赵世超. 论巫术的兴衰与西汉文化的民间色彩[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4): 64-76, 170-171.

[4] 马新. 论两汉民间的巫与巫术[J]. 文史哲, 2001, (3): 119-126, 128.

 



[] 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215

[]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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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徽,《隋书》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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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修略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2页。

[]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8页。

[11] []魏徽,《隋书》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9页。

[12] []常理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661页。

[13] [东汉]班固,《汉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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